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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图]
作者: 李振盛 | 2006年08月13日 10:13 | 栏目: 摄影反思录(2039) 点击 | (24)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lizhensheng.blshe.com/post/38/2021
用40年前我加工修改新闻照片的实例，对自己文革摄影中造假行为作追悔与反思……
【摄影反思录】
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
——为维护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和“最高指示”的完整而造假
图.文/李振盛
今天，是2006年8月12日，我的思绪闪回到40年前的这一天。
40年前的1966年8月12日，我拍摄一张群众高举毛泽东像和“最新指示”欢呼游行的新闻照片，为适应“政治需要”，我用画笔造过假照片。这是我摄影生涯中“历史上的今天”的故事之一。
荒唐岁月当记者很无奈
在我20年记者生涯里，有一半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那荒唐的岁月里，干新闻摄影记者这一行，既不容易，又很无奈。
说“当记者不容易”，是指在那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的氛围下，摄影记者经常在采访现场被造反派当成“替省委搜集整群众的黑材料”的“黑探子”揪出来，轻则拽出胶卷当场曝光，重则揪上台去当众批斗。
说“当记者很无奈”，是指面对自己拍摄的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新闻照片，却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标准”去进行一番非正常的修改，不达到标准，就不能通过审稿关，更甭想见报了。其实这种修改就是在造假。
在文革十年里，从事新闻工作是“政治需要”逼着记者们发挥聪明才智，用电影里的台词叫“各村都有高招”。我当年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翻拍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的角度不同的毛主席像，凡是拍回来的新闻照片上，领袖像不大清楚的，集会大场面领袖像太少的，远景中的领袖像显得太小的，群众举的领袖像只见背面木板不见正脸的……这些都属于有缺欠的照片，报社领导必会要求再突出一些才能发稿。这怎么办呢？再无奈也得发稿啊，那时除定额胶卷以外，就靠见报率领胶卷了，不多发稿胶卷就不够用。报社每月定量发给摄影记者15个135胶卷，10个120胶卷。每见报4张照片可以再领1个135卷，或者2个120胶卷，发稿越多胶卷越多。我在文革十年中拍的数以万计的报纸不准发表的“负面”照片，这属于是干“私活”，全靠多发稿领取的“额外胶卷”。
适者生存嘛。照片有缺欠就弥补，动手修改，找出适合的毛主席像剪贴上去，那怕是大会场中领袖像比例失调，好像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从群众背后朝前拍的大会场，贴正脸领袖像的方向不对头看着很别扭，这都没有关系，只好突出领袖就是突出政治，保证会顺利通过审稿关，照样都会见报。那时突出政治是比天还大的任务，谁要是不自觉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见报。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样既适应了政治需要，又体现“忠不忠见行动”的精神。
今天，我用40年前经过加工修改的新闻照片与原照片相对照，对自己文革摄影追悔与反思的同时，给网友们讲述我当年造假照片的故事——
1966年8月10日晚上，毛泽东主席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革命群众。
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发表题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社论中说：
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消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那些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是要让毛泽东思想为最广泛的群众所掌握，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紧接着，8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的社论：
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永远不忘阶级斗争，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共产主义风格，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揪出来，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统统打倒，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清除，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毛主席，是我国七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伟大国家的命根子。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诚于毛泽东思想。
从此，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破四旧”狂飙，无以数计的华夏文明古迹，毁于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之手。他们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摧残文化，毁灭文物，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是痛心疾首的千古憾事!
“红色电波”传来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8月12日，哈尔滨市几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欢呼庆祝这个最大的喜讯。当时的报纸上是这样报道的：
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特大喜讯传来，全市一片欢腾，把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革命激情推向了新的高潮。从清晨到深夜，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游行队伍，簇拥着毛主席画像，高举着红旗和毛主席语录板，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情澎湃地涌向中共黑龙江省委。在中共黑龙江省委门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歌声四起，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欢呼声响彻天空……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千颗心万颗心连成一条心，千言万语迸发出一个声音：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我们一定要听您的话，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适应政治需要而造假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张新闻照片，是我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门前的花园街上，采访群众激情澎湃欢呼毛泽东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大游行时抓拍的。
照片中的人们高举着毛泽东画像和他的“最新指示”标语牌，不知为什么竟把“一句顶一万句”的“最新指示”中的“你们”二字删掉了，变成“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1966年8月12日我拍摄的《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照片的原始构图，照片四周的黑框是135底片的黑边，下边还残留一排齿孔的痕迹。
这张现场气氛很浓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出来并写好说明文之后，却不敢就这样直接交稿见报。依照当时宣传方面的要求，这张照片的画面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其一，照片前面的人们振臂高呼口号时，高举的拳头正巧重叠在后面的两幅毛泽东像上，这种“挥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行为。
其二，照片中人们所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木制镜框镶着的，用黑白胶卷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就变成“黑框”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敢给毛泽东像“加黑框”，该当何罪？
其三，照片画面里人们高举的“最高指示”语录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两个字，被前面挥舞的小彩旗遮挡了，仔细一看成了“文化‘牛’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边的“女”字，变成了个“西”字。如果这样见报，起码也会被定为“恶毒窜改最高指示”。
像这样的新闻照片，是不可能见报的。如果一不留神儿见报了，必定会招来红卫兵包围报社，兴师问罪。
怎么办？要想见报就得加工修改。自“文革”开始以来，我们干摄影记者这一行的人，逐渐适应了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对新闻照片进行加工的一套程序。
这套加工修改的方法并不复杂：用黑白颜色的水粉调制成适当的色调，在照片上涂抹描绘，先涂抹掉那些影响画面完整的不该有的影像，诸如：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的拳头，遮挡标语牌的三角小红旗。再把毛泽东画像上的衣服画出来，还要把那个“黑”相框抹涂成白色的宽边，再把标语牌上不完整的字写上去，用毛笔在照片上描来画去，一直修改到满意时为止。
有些影像是无法用笔修出来的，比如这张照片的左后方那个大幅的毛泽东画像，被前面喊口号的人举起的几个巨大的拳头“打到毛主席的脸上和头上”，把他老人家光辉形象的主要部位都给遮挡住了，这要是在现在有电脑，有PHOTOSHOP图像软件，修改起来那是小菜一碟的事。
40年前，像这种细微问题只能靠画笔来修改，实在无法做到天衣无缝，只好忍痛割爱了，用裁刀把左边的毛泽东像裁掉，那时不敢公开在别人眼皮底下“对毛主席开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刘胡兰躺在铡刀下的情景。只好独自钻进暗房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一边抬起裁刀一边默念：“毛主席呀毛主席，对不起您老人家啦，我是为了维护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而开铡的……”最终，我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脸上遭拳击的影像裁掉了，仅保留住那一只巨大的拳头，以增强画面中人们振臂欢呼的气氛。
这是我40年前造假的照片效果，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原始照片，如今竟然编入我的环球影展在世界各国巡回展出，还被国际媒体称之为珍贵的文革文物了。
现在，请看这张修改后的照片吧：人们高高举起的大标语牌完整无缺了，“最新指示”一字不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采用“颠倒黑白”的手法把“黑框”变成了白边，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两只拳头被修掉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毫发无损，为此而使画面中的两个群众的手臂成为“残肢”，好在是处于一派激情澎湃的场景之中，再加上那时的报纸照片是制成锌版印刷，见报的照片影像粗糙，读者根本看不出其中之破绽。
剪裁照片本属摄影记者的正常工作，当年生怕被别人看到用裁刀从毛主席脸上铡下去，怕的是日后同事之间一旦政治观点不同了，或是分成两派造反组织了，就会互相攻击对方，如果此事遭到揭发并上纲上线，即使不打成反革命，起码也会定为政治事件。今天的年青朋友听到这些话，或许以为我是在幽一默，或许认为是太过夸张了，在当年因无意间损毁毛主席像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例子俯拾皆是。
这样，经过修改之后是照片，再也挑不出“政治问题”了。这张照片便顺利地通过审稿关，于1966年8月13日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接着又刊发在《黑龙江朝鲜文报》上。见报照片的说明是：游行的人们高举着“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牌，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跟随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决心。
我一向主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做有心人。这张照片见报的当天早晨上班以后，我特地跑到印刷厂锌版车间去，从一大堆制过版的废照片里找回来，将它完好地保存了40年。照片的背面有报社领导签署的发稿日期及版次，还有编辑们所画的制版尺寸的标记。
把真、假照片编排在一起，人们便会一目了然地比较修改前后的画面效果。
在我的环球巡回影展中，在我的《红色新闻兵》画册里，都有这两张相对照的图片，一是丝毫未动的原照片，一是经过修改的假照片。有趣的是，这张存世仅一张的“假照片”，竟被当成“文革文物”了，展出方需卖保险方可锁在玻璃柜中展览，而墙上挂的则是复制品。这一点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在哈佛大学等欧美高校作演讲时，总少不了要放映这两张图片及另外一些当年修改过的“假照片”，每当我讲述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必须修改照片的故事以后，常会风趣地说：“40年前，我就使用PHOTOSHOP了，但不是电脑而是画笔……”准会引起一阵友善的笑声。其实，我是在谈笑间对我的文革摄影进行反思，作自我忏悔。对于这一张已被视为“文物”的“假照片”，国际媒体却评论说：“这是文革时代的真实写照”。
有40年前造假的照片实物在，才有了这篇有图为证的真实故事。
我还有一些当年制造假照片的实例，日后会逐一进行追悔与反思，一一拿出来公开示众。
——2006年8月12日于纽约无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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