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齋-李振盛的博客

    1940年生于大连，祖籍山东荣成。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黑龙江日报社做记者20年，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1987年以20幅文革专题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系列新闻照片大奖”。1996年5月16日提前退休应邀赴美访问讲学，近年来出书办展游走世界。英国菲顿(PHAIDON)出版社以十余种文字出版《红色新闻兵》画册，2003年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04年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美国多所大学相关专业选择《红色新闻兵》作为教材。2005年入选1855年以来150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师行列，2006年入选“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牛津大百科出版的《牛津摄影指南》单独列入“Li Zhensheng”词条。《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五年来在欧美巡展观众数逾80万人，仅伦敦、巴塞罗那两地参观人数均超过10万人，世界五大洲巡展尚需十余年。

    7月9日14：40，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作客中国网，畅谈他的摄影人生。以下是中华新闻传媒网根据中国网访谈所做的精彩访谈摘要：

 痛与“新华社摄影记者”失之交臂 

第一例“自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 

不学英语摄影作品照样游走世界 

不会异想就不会天开 

今天拍的照片就是明天的历史 

用照片告诉世界：中国从艰辛走向辉煌 

拥有中国摄影界的许多“第一次” 

“不安分”的摄影家

傻瓜相机拍出来的金奖摄影作品

痛与“新华社摄影记者”失之交臂

     [中国网]：各位网友下午好，这里是中国网·中国访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曾经拍摄过十余万张文革时期的照片，而且也是香港回归和美国9·11事件的亲历者，他就是著名的摄影家李振盛先生。欢迎您的到来。李先生善于用普通人的视角纪录历史，其冷静的纪实风格在摄影界独树一帜，获得了非常多的国际大奖，而且被凤凰卫视评为影响世界未来的50位华人之一，更是第一位登上哈佛和联合国讲坛的中国摄影师，还被美国评为1855年以来150年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之一，可以说成就非凡。我们知道，李老师是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我们想知道在那个年代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大家的生活吃饱穿暖就很不错了。您为什么会选择摄影，在当时看来是非常昂贵的事业呢？ 

　　[李振盛]:在今天看来，摄影是一项很奢侈的事业，但是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是由国家配备的，那时因为我很喜欢电影、摄影和绘画，1960年考了长春电影学院。考上电影学院以后所使用的照相机、胶卷都是公家发给的，尽管很少但也足够用了。我报考电影学院是出于一种爱好，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摄影，最后如愿考上了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学院是要培养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人才，我们长春电影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上马的。大跃进的形势使全国电影战线大发展，各省都成立电影厂，这就需要更多电影人才，所以国家电影局就决定增办两所电影院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基础上增加了长春电影学院和上海电影专科学校。但是，我们入学以后，学习了一年多，大跃进所产生的后果就开始显现了，国家开始大调整。电影战线也在缩短，各省刚刚上马的电影厂又纷纷下马，我们的学院也宣布下马，所以我们后来改学新闻摄影，由电影摄影专业转到新闻摄影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闻单位做摄影工作。

　　[中国网]: 当时学摄影专业的人多吗？

　　[李振盛]:那时候的艺术院校招生人数很少，我们当时摄影系招了24个人。艺术院校当中实行两年以后要搞甄别，就是根据艺术类专业的表现和学习成绩决定你是否适合从事这个专业，每个专业都要进行甄别和淘汰。后来我们摄影系最后毕业的时候只剩下18位同学。

    被淘汰的并不意味着那些人学习不好，可能会被老师认为是艺术细胞不够，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很优秀的。被甄别的同学有的到了其他专业所做的工作是很优秀的，比如有一位同学改变电影专业去学英语专业，后来中国进口的三叉戟飞机，就是我的同学蒲伦昌负责谈判的。有的人做了教师、医生等等都很优秀。但那个时候的艺术院校有明确规定，两年之后一定要作专业甄别，通过甄别来淘汰一部分在艺术上可能没有太大发展的同学，这种决策是不是那么正确是很难说的，但当时就执行这样的规定。

    [中国网]:当时就业都是国家分配的，不象现在的大学生自由择业。您当时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是不是和摄影有关呢？

    [李振盛]:说起这个事有一个历史话题。我是1963年毕业的，毕业的时候我们有18个人，去学校里挑学生的有新华社摄影部，他们要了五个人。当时这五个人是要送到北京二外学一年英语，目的就是为将来培养驻外的摄影记者。还有农业电影制片厂挑了四个人，光是北京就挑选了我们毕业生的二分之一。

    我最初是被新华社挑中了，挑上之后我是信心满满，将来就可以做驻外记者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最后公布名单的那一刻，我的命运改变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1962年的时候，宣布长春电影学院下马，我们同学愤愤然心有不甘，觉得自己还应该继续学电影，我们有满腔热血，要把我们的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这样一下马就像一盆冷水泼到我们头上。我当时在摄影系做班长，到了1962年8月，正好国家电影局领导去视察工作，就住在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叫小白楼的招待所里，同学说陈荒煤局长来了，我们应该向他反映情况，我们不想下马，要继续学电影，将来搞电影。

    我那时候还是20岁的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召开了全班同学会议，讨论要不要派代表向陈局长反映我们不下马的意见。我们必须学电影！同学异口同声，最后推举代表，推举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因为我做班长主持了这次会议，所以算我一个。他们俩都经历过反右运动，他们都知道上访是什么概念，那可不是好玩的，上访高级领导人会被认为是闹事，是在搞非组织活动，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同意了，我们谁都不敢公开违背全体同学的意志，所以都同意当了学生代表。

    后来我和其他两个同学商量去找电影局局长汇报同学的意愿，年纪大的同学说应当先请示一下系里，系里说这种事系里怎么能定呢，你们去请示院长吧。当时的代院长说陈局长很忙，你们最好不要去打扰。但我强调说我们知道他有不忙的时候，每天中午一点陈局长一定在屋里吃蚕豆，为什么能知道这样的细节呢？因为向我报告此事的同学当时正在谈对象，对象正好是小白楼招待所里的服务员，是她说陈局长每天中午一点钟在屋里看报纸、吃蚕豆。后来那位女院长一听也没有办法了，她很不高兴地说反正院里不同意，你们非要去的话就去请示长影党委好了。我们电影学院就设在长影院内，归长影党委直接领导。我们立即去找到长影党委书记，他说你们找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是可以的，但是领导很忙。我说我们一定在他不忙的时候去。在找系里、找院长、找长影党委书记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三个学生代表是一起去的，但他们俩都说我的口才好，就让我一人出面讲话，他们都站在后边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预先就知道此事最终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而我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尚不知政治风浪之险恶。

    我当时虽然很不高兴，但后来我对他们的作法还是表示理解。后来，确定在1962年8月18号的中午去见局长。我们三个学生代表约好了，到钟点以后就我一个人在场，左等右等那两个人总也不来。当时为我引路的那个同学后来成为辽宁电视台著名导演，当时他说局长比较忙，一会儿就过点了，你不去怎么办？这样我就一个人去见了局长。那个年月和现在的情况都一样，一些高级领导人是好见的，对群众态度也很好，就是下面的人总在设法阻挡上访。我独自一人向局长反映了情况，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吃蚕豆，他表态说现在的调整是全国大局，下马是中央从国家大局所决定，你们应该顾全大局，将来电影事业大发展的时候一定把你们这批人找回来。我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去上访了，也让局长知道了我们的心愿，第二天局长给我们学生代表写了一封两页纸的信，至今还完好保存在我手里。后来局长回到北京与新华社和农业电影厂等单位沟通了，1963年这两个单位都到长春挑选毕业生。新华社选中了包括我们三个学生代表在内的五个人。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是全班最好的之一，但最后毕业分配时，代院长因为一年前我不听党的话独自去上访的事，以此找茬给我"穿小鞋"了。

当年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学校领导想给你一点制约或者报复你，通常都是选择在最关键的时刻--毕业分配时行使他们的权力。到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把我从新华社的五人名单中拿掉了，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和已分配到哈尔滨的一个同学对换了，我们互相调换了位置。那个同学原分配到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情报处做资料翻拍员。就这样，我无奈地到达了哈尔滨。所以我不是"分配"到黑龙江，而是"发配"到黑龙江的，当时嘴上不敢直说，心理却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心有不甘地想，我要用自我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一例“自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

　　

    [中国网]:您当时心里肯定是很不好受的。本来可以去新华社，还可以驻外。后来去了黑龙江日报社是吗？　　   

    [李振盛]: 我到《黑龙江日报》也不是分配的。我到黑龙江省教育厅去报道时，省教育厅开介绍信让我去科委情报所报到。到了科委情报所以后，人事处处长先接待我，他自言自语的说，我们今年没有分配名额，也没有人事指标，但是情报处处长非要人不可。他是说者无意，我是听者有心。后来他把我介绍到情报处，情报处处长说，我们很欢迎你来到这里工作，我们的岗位是非常重要的，全是最新的科技情报资料，都是进口的外文杂志和书籍，要由你翻拍成缩微胶卷，供科学家和研究者去阅读这些书。那时候所谓的科技情报就是能得到一本外文科技杂志或者书籍就算是科技情报资料了。        

    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我是学电影摄影和新闻摄影的，我总得拍点活物吧？我想这样的翻拍工作肯定很枯燥，外文书自己又不认识，每天上班都是翻拍这些东西，多无聊啊。情报处长又说，只要干上科技情报摄影这个工作，就不能再离开了，要干一辈子的，我们不能让任何人脑袋里装着情报调走啊。这句话可把我吓坏了，只要干上这个工作连一点退路都没有了。情报处长看出我的情绪了，他转口说我们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楼下院里有篮球场，业余时间可以打篮球，你也可以拍篮球赛的照片嘛，那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呀。还可以学习外语，还能到外地出差去翻拍科技情报，他说甚至于可以去四季如春的昆明……他是尽力在诱惑我同意在情报处工作。        

    后来，我到人事处就跟那位处长谈，我说我是学新闻摄影的，我起码要拍活东西呀，不能全拍死物。我说我不能在这里工作，陈毅副总理正好在广州有一个讲话，大学生毕业分配要学以致用，不能学以致用的就是对人才的糟蹋。那个人事处长一听我这个话，听说我不愿意在这儿工作，他非常高兴，他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哟？我说当然是自己说的。他说我们本来是没有人事指标的，是情报处非要一个资料翻拍员，所以要你也是很勉强的。他马上给情报处处长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这个毕业生不想在咱们单位工作，我也没办法了。所以他就把档案退给省教育厅了，教育厅一位好心的处长说，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毕业生不服从分配给退回来了，但你的情况的确有点特殊。退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帮我找一个有摄影的单位去工作，他说我不知道哪里有，还是你自己去找吧。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谁都不认识，两眼一抹黑、无亲无故的。结果他就说我就知道市委有一个小楼，那个小楼是黑龙江省农业展览馆，他们那儿可能要人。我就找那个小楼去了，跟那个馆长一谈，馆长说档案呢？我说档案现在还不能转到你这儿，以后才能转。后来他问我，你的档案有什么问题呢？我说有个局长在里面起作用，我就说了一大堆原委，给我定了一个"非组织活动"。越级上访，后来她说这个没什么，我们要你了。你来以后我们马上发一台相机给你，你就可以到红色草原采访。        

    我当时并不知道红色草原是什么概念，我问红色草原是什么地方？她说是大庆油田所在的地方，那可是个对外保密的地方啊，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还不能去呢。我问拍什么？他说拍养奶牛，我心里想，这也好嘛，有奶牛就有养牛人，牛是活的，人更是活的，这一回可以拍活物了。我说好，谢谢你，我愿意到你这儿工作了。        

   出了农展馆的门以后，我心里总算有底了，这里可比当科技资料翻拍员好多了。后来我想了一想，哈尔滨一定会有哈尔滨日报社，就打听地址，坐公共汽车找到哈尔滨日报，对人事科长又是一番叙述，他们听了以后都觉得上访不算什么大问题，我说档案里再没有别的大问题了，将来如果发现有政治问题的话，你们可以不要我。他们听了觉得报社很需要大学生摄影记者，因为那时候摄影记者几乎没有科班出身的，都是师傅带徒弟学出来的。我想这个哈尔滨日报社可要比农业展览馆好多了，能在全市范围内拍各条战线上的新闻照片，总比只拍农业题材好啊。        

    我出来以后又想，比哈尔滨日报更好的应当是黑龙江日报，可以在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全省范围内拍照片。然后就打听黑龙江日报社的地方。其实这两家报社相距很近，只有一站地那么远。后来，我找到了黑龙江日报社，人事科的女科长让我自我介绍，我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自我推销，那是1963年夏天，我大概是那时候的第一例"自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我讲述以后，女科长说如果光是"局长事件"不算什么问题。之后她让我等一下就出去了，五分钟之后回来了，跟进来一个老头，老者用浓的江浙口音跟我讲：你站起来，走一走。我心想这老头是干嘛的，让我走一走干嘛呢。他说：你走过去，再走回来；再横向走一走。随后那老头二话不说就走了，女科长也跟着出去了。过了两三分钟女科长回来了，她说我们同意要你了。这样我就自谋职业到了黑龙江日报社。     

    在此插一段后话，我到报社后的独身宿舍是在家属宿舍的筒子楼里，正巧与人事科长赵瑞兰住对门，相互熟识了以后，赵科长告诉我，那位操一口宁波话的老者是总编辑赵扬，他一直为报社的四名摄影记者不太适宜搞外事摄影和采访省委书记活动而忧心，原因是其中年龄最大的摄影组长是又瘦又高的老者，副组长的摄影技术很好但个头不高却胖得过分，另两位中年记者二位的个头太矮，当时被同事以捷克电影中矮个子主人公"盖克和丘克兄弟"相称。赵科长还让我一定保密，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怕影响那四位资深摄影记者的情绪，就是让我说也不敢说呀，说了只是影响他们的情绪，对我来说受影响的则是自己的前程。

     据说，在我到报社的前一年春节，美术编辑以四位摄影记者为素材画了一幅幽默漫画登在报上，四个人都挎着大大的照相机在向读者拜年，为首者像电线杆一样又瘦又高，第二位像汽球一样又圆又胖，另两位像是一对小矮人兄弟俩。        

    几年前，赵总编辑就指示人事科长要为报社物色一个身材适中的摄影记者，这才有了总编辑亲自审定找上门来毛遂自荐的我，并让我站起来反复走一走给他看的情景。

    我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大门又想，我本来要到新华社总社当记者，因院长报复而没当上，黑龙江分社我能不能去找一下，新华社总社的记者当不上，能当个分社记者也可以啊，反正发稿也不分总社还是分社都署名"新华社记者摄"。我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在南岗区的新华社小楼，有一位长者接待了我，事后知道他是新华社分社的程社长。他说我们很需要大学毕业生做摄影记者，但是我们分社的人事权在总社，我们要人必须向总社打报告，上面同意或是不同意都需要两个月才能批回来。我一听知道全凉了。

要是搁在现在的大学生为了一份好工作，等多长时间都可以忍受。但我们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省教育厅统一花钱包租小旅馆，每人只管七天的免费住宿，过期不可能自己花钱去住旅馆等待。这样我只好在免费住宿的最后一天到黑龙江日报社报到了。

不学英语摄影作品照样游走世界

 　　  

    [李振盛]：我到了黑龙江日报社。正式报到那一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两条决心：一，绝不老死黑龙江。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这两个决心在当时绝对是天方夜谭式的，纯粹是鬼使神差，我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为了发泄自己对毕业分配不公平的不满，才写下了这样的狠话。自己并不知道怎么才能离开黑龙江，怎么去游走世界，做梦都是想不到的。后来我个人就觉得一定要为这两条决心而奋斗。        

    当时在报社里写日记的人是很少的，除了大学毕业以外，几乎没有多少人写日记。我们摄影组共有五个人，那四个人都觉得很奇怪，你小李有什么事天天晚上要写日记呢？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合伙偷看我的日记，其实他们并没有恶意，就是觉得很好奇。觉得一天到晚忙忙乎乎地工作，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下班就回家做饭了。有什么事可值得写的呢？他们看了以后发现了我很多隐私的东西，包括我这两个决心。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主席的“三斗三乐”之说作为"最高指示"发表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曾斗过别人，后来别人又斗过我。有一伙在报"支左"的学生把我的日记中的隐私内容和这两个决心都写到大字报上公布出来。1968年12月26日晚上召开大会批斗我，主持人说李振盛的日记里有两个决心，一是绝不老死黑龙江，那时批判的语言让你没法回答。主持批斗大会的是一个在报"支左"的陈姓青年教师，他说在白山黑水之间，有3200万人民就在黑龙江大地上，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为什么你李振盛就不能老死黑龙江？没法回答，而且也不容许你回答，会场里就是一片高喊打倒李振盛的口号声。我不是说黑龙江不能生存，我当时就是为没能当上新华社记者而在赌一口气。

    批判我的第二句话是说，你还想不学英语游走世界？什么叫游走世界？那就是投敌叛国。后来主持人对广大群众说：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鲁迅笔下有《狂人日记》，李振盛写的日记比《狂人日记》还要狂，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给你20年，看你能不能离开黑龙江？再给你30年看你能不能游走世界去投敌叛国？我的性格是越有压力就越有反弹力，我向来有一个信条：一个人能力之高低，不是看他在顺境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里反弹得有多高。我心里想一定要兑现我这两个决心。     

    几十年后，真的是有天助神佑，我当年鬼使神差写下的两条决心，经过锲而不舍地自我奋斗，20年后我真的调离了黑龙江，到北京来教书了。30年后，真的是一句英语也不会，却游走世界了，在欧美各国办我的摄影展览，出版我的图书，像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加大伯克利分校、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做演讲，都是用我的母语，他们为我配翻译。去年4月，我应邀第二次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出席影展开幕并作演讲，该中心副主任在宴请我和普雷基时听到这个故事，他以美国式幽默对我说，你千万可别学英语了，你要是学了英语，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消失了。

不会异想就不会天开     

    [中国网]: 您的博客上写着"不会异想就不会天开"，这也是您总结出来的？

    [李振盛]: 你这个问题说得很对。从我读书到工作的过程中，我总被老师或者是领导批评，说我这个人总爱异想天开。我的人事档案鉴定中总会说这个人异想天开，这是个贬义词，不是褒义。我想以我的人生历程来证明，"异想天开"不是个坏东西，而是个好东西。过去搞鉴定的时候如果谁被鉴定为异想天开就算是完了，还有的说这个人好高骛远和异想天开。异想天开、好高骛远何错之有？人总是一步步往高处走嘛。难道"好低骛近"就好了？我就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异想天开是正确的。所以我说，不敢异想者，永远看不到天开。

今天拍的照片就是明天的历史

    [中国网]: 也正是因为您有这么多的经历。您也出了一部在全世界很有影响力的书，就是《红色新闻兵》，这本书在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文字版本，而且还被美国的许多高校列为了教科书，非常典型的书，记录了文革时候的很多难得的镜头。这张照片里面这位战士戴了很多毛主席像章。

 　　[李振盛]:这张照片在中国、世界上都是见报率很高的，尤其在中国。我命题为"虔诚者"。这个人当年是解放军的一个班长，叫王国祥，他是1968年4月参加黑龙江省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代表们被分别派到各个单位去为群众作演用，他是被派到哈尔滨郊区公社去做一次演用，讲自己怎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他讲了这些事迹之后大家非常感动，都上台把自己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戴到他身上，戴满了前胸、戴满了后背，还戴满了军帽，这样的情况下，全身一共有170多枚像章。后来他回到驻地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他了，所以我就给他拍了这张照片。        

    1998年3月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王国祥，你在哪里？》不出一个月就找到他了，电视台跟我一起去齐齐哈尔追踪采访他。去年，日本的NHK电视台跟我到中国来拍摄一部90分钟的长纪录片，又去访问了他。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记忆栏目在建国55周年时也把他请到北京来，我们一起在天安门、在我家录制了一档节目。从1968年采访他之后的几十年来，我又跟他见了三次面。        

    我们俩都很感慨，他当年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代表，也是感慨万千。我和王国祥在这张照片诞生30年之际会面了，又在文革爆发40周年的时候见面了，我们相约在文革50周年时再见第四次会面。        

    很多情况下，我在文革当中拍照片首先是我的职务行为，我在报社做记者，必须拍照片给报纸使用，这就是报纸需要的照片你必需拍。我当时的状况是，除了报纸上要发表的照片以外，报纸上不用的照片，我们当时称作"没有用的照片"，我也拍，就是说报纸肯定不发稿的照片，我也拍了很多。我毕竟在大学系统学过摄影，摄影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纪实，记录历史，记录了每一个瞬间，前一个百分之一秒就是后一个百分之一秒的历史，今天拍的照片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我当时多拍了一些，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在我手头就有一个完整的文革历史的记录。        

    在1988年3月中国举办了一次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摄影展览，叫做"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我的20张文革作品在那个展览上获得了最高奖，叫做"系列新闻照片大奖"。张爱萍将军出席开幕式看了我的照片以后，接见我一起合影时对我说："你为人民记录了历史，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当时我认为这段话就是一个最高的奖赏。我觉得记录历史要对后人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的记录还很不够，很不全面，那就是对寻常百姓的生活记录得很不够，因此，在拍香港回归时认真地、全面地、更多地记录百姓的平常生活。

用照片告诉世界：中国从艰辛走向辉煌

     [中国网]: 我们知道您的一系列照片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您的这组照片不知道外国人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您想给世界上的人民传递什么样的中国呢？        

    [李振盛]: 我的照片在国际上是引起一点反响和轰动，不是说我的照片拍得如何好，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从欧洲到拉丁美洲，再到南美洲和北美洲，已经巡展了30多个国家和城市，据不完整统计，五年来观众的总人数将近80万人次，在伦敦展出的时候超过10万人参观，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展出时由电脑统计精确到个位数，有106851人。能有这么多的人参观是令我吃惊的，尤其是巴塞罗那这个城市，人口才150万，能有106851人参观我的展览，按人口平均每14个人中就有1个人看过这个展览。     

    这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我的影展？我想不只是对我影展的关注，我这个影展反映的是中国的一段历史。在这些国家展出的时候有些人跟我讲，他们说：我们热爱中国，所以来看你的展览；我们热爱中国，既想知道她的今天，也想知道她的昨天；我们知道她今天的辉煌成就，也想知道她曾走过的艰巨历程。包括在哈佛大学做我的展览，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等等院校，好多大学生都是抱着学习历史的正常心态来看影展，他们很形象地说，他们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的关心就像一对恋人一样，首先要知道它的优点才能和她相恋，知道她的优点之后还想知道她的缺点。知道优点和缺点以后才更爱她。如果一个人有很多优点，又有那么一点点不足和缺点，那么这个人就是很可爱了，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美好到没有缺点的程度，可能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国家。

     国内有的朋友误解说，你把中国一段苦难的历史向外国人展示，好像有点给自己祖国的脸上抹黑，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实恰恰相反。我在世界上已经巡展将近五年了，游走世界、举办展览、作演讲，从来没听到一次人们对我们的国家，或者对我所拍的这段照片的历史进行恶意地攻击，连不怀好意的提问都没有，真的没有。大家看了照片以后才知道，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然后才走向光辉。

拥有中国摄影界的许多“第一次”        

    [中国网]: 就象您说的，不是只了解中国今天的辉煌，也想了解过去中国经历的苦难历程。我们也知道，您在中国摄影界有很多第一次，您是第一个应邀登上哈佛演讲台，还有联合国进行演讲的中国摄影家，应该说是非常高的荣誉了。这对一个摄影家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李振盛]: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第一"，还有"唯一"，只是一些经历而已，我并不认为有那么重要。以前看到国内媒体给我总结出来20个第一或唯一，如果从那次的总结到现在又过了两三年，再往上加的话还能有几十个"第一或唯一"，其实这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了。     

    我的作品全球总代理、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他是这本《红色新闻兵》的编辑，也是我的环球影展的策展人，我们一起在欧美出席影展开幕式时，经常接触到一些华文媒体。国际间的华文媒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台湾背景的华文媒体，一种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华文媒体，都是中国人。他们提问题时大致相同却稍有差别，台湾背景的记者常常会问：李振盛的这件事是不是华人摄影家首次获此殊荣？中国大陆背景的记者则会问：李振盛的这件事是不是中国摄影家首次获此殊荣？一方强化"华人摄影家"，一方张调"中国摄影家"。

“不安分”的摄影家 　　   

    [网友]: 感觉您的想法和做法都和同时代的人不一样，您能评价一下自己的性格吗？为什么您的镜头能见证这么多的历史时刻？        

    [李振盛]: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如果我很安分的话，就可以像我的同事们一样，稳稳当当过日子、稳稳当当地工作、稳稳当当地退休、稳稳当当地养老。但我这个人的性格一向属于不太安分，因此一直被领导批评是"异想天开"和"好高骛远"。在我的"红色新闻兵的红镜头--李振盛见证香港回归"影展画册中刊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异想天开见证香港回归》，文章开篇就是我的三则人生信条：第一则是"人生最怕没有梦，快乐尽在追梦中"。我一生都是不断在做梦，有时候哪怕是白日梦也要做，有了梦就会去追梦，追梦的过程是最快乐的，如果圆梦了以后可能快乐也就结束了。当圆了一个梦以后再产生一个新的梦，这样不断在追梦中生活，就是在希望当中生活。能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那是最快乐的事情。        

    我的另一则人生信条："世界许多事，直线不达，曲线则通"。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好多事情别想总走直线，可能走直线真的走不通。我采访香港回归这件事，当时是突发奇想，异想天开，但是后来经过曲曲折折，最后绕道美国的夏威夷，又折转飞到香港，这个曲线却达到了我的目的。        

    包括我阐述了这样的想法，我在追求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每一个弯路到头来都是碰到南墙了，有人认为碰了南墙才回头，我则认为碰了南墙也不回头，再换一个墙去碰，碰了南墙再碰东墙、碰西墙、碰北墙，终究会碰出一条道路来。        

    第三则人生信条："不敢异想者，永远看不到天开"。所以我就说，异想天开是个好东西，绝不是个坏东西，以后各级领导，或者广大群众之间给人作鉴定的时候，别用贬义说这个人总爱异想天开。当年的科学发明哪一个科学家不是异想天开？当看到苹果掉下来了，如果拿过来就吃，是省事了，就没有一个科学定律了。看到热水壶开了就冲咖啡喝了，就不会有蒸汽机了。

傻瓜相机拍出来的金奖摄影作品

　　[网友]: 作为一名知名的摄影家，您都用什么样的设备呢？我们知道很多知名的摄影家他们都不屑于用现在的数码相机了，都喜欢用胶片相机，您有没有用过数码相机？ 

    [李振盛]:数码相机产生之前我用的都是传统相机，做记者的20年里使用过的135型相机有苏联制造的卓尔基、基辅，德国制造的莱卡M3，120型相机使用过德国制造的禄来福来双镜头反光相机，后来又使用瑞典制造的哈苏单镜头反光相机。1982年我离开《黑龙江日报》的新闻岗位，调到北京在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教授新闻摄影时，使用过日本制造的美能达，玛米亚67，后来又用过尼康等相机，都是装胶片的。

    从2003/04年开始我就扔掉了胶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也没有公家供给我胶片使用了，需要自己掏钱消费。任何人，不管是困难还是富有，都应该算一算成本账，我觉得用胶片成本太大，制作又很麻烦，我就改用数码机了。数码相机我也用了好几种，包括尼康70/8800等等，也用了一些其他数码相机。现在我主要使用小数码机，有卡片机和小型机，比如我现在用的一款是松下LX2小数码机，1000万像素足够用了。我又不是做广告摄影，广告摄影要使用胶片或者更高精度的专业数码相机。我现在所需要的是小型化、轻型化，我年纪大了，背着大摄影包比较困难。十年前在香港采访回归的时候，我在大雨中背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很累呀。而现在我只用小数码，成本低又方便，所以我奉劝大家不要"唯武器论"。当然了，在媒体等单位做摄影，公家或老板会提供高档数码相机给你用，那是不用白不用嘛。

     现在很多年轻人把器材看得太重了，好像决定摄影成败完全取决于器材，这不对，关键是取决于掌握器材的人怎么利用器材。我举个例子，我拍香港回归的照片当中有一张就是用普通的傻瓜相机，那时候我还没用数码机。        

    我把这个事跟大家说一下，这张照片是彭定康离开港督府的瞬间，他坐在车里，能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我就是用一个傻瓜相机拍的，日期是1997年6月30号下午四点半，这张照片也是歪打正着，当时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彭定康与中国之间，双方都不太友好，当他离开港督府之前夕，港督府院内的降旗仪式不允许中国的记者进去。

    我这张照片不是在港督府里面拍的。当时他允许西方的记者进去，让美联社、路透社进，我去晚了，只能挤在路边人群中，彭定康的座车开过来的时候，我用傻瓜相机抓拍了一张。这张照片在当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举办的全国摄影展览中获得了金奖，为什么？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彭定康离开港督府是标志英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结束了。后来听说我这张照片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是在场的所有中国摄影师唯一的一张拍到他的脸的照片，所以显得很珍贵。 这么一幅很珍贵的照片，在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得金奖，奖金是5000块钱，比我使用的相机还要贵，能买两三部傻瓜相机。那个时候很多专业摄影记者都是拿傻瓜相机抓拍，不是说拿长枪短炮的才算搞摄影的，所以我说任何时候不要唯武器论。

( 注：文内标题由网站编辑拟定，访谈内容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