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齋-李振盛的博客

    11月18日，徐唯辛先生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画展在北京隆重开幕，据徐教授开幕当天在越洋电话中对我说，在62幅画作之中只有两幅画的主人公是佩戴红袖标的，一是画家母亲年轻时的靓照，二是我年青时的自拍像。

    我与徐唯辛教授相识于去年金秋时节。10月13日我在民进北京市委举办一场有关文革影像的演讲会，专程赶去听讲的徐先生会后给我递上名片，说他正在画“文革众生相”系列油画，他极想将我演讲中放映的一张自拍像收入其中。这是我们首次谋面。一周后，徐先生亲自驾车接我去他在人大的画室参观，巨幅肖像画让我震撼；不到三周后的11月2日，徐先生在人大徐悲鸿艺术学院为我举办一场文革影像演讲会……由于对文革历史的共同认知与关注，使我们俩结缘成为好朋友，我将1966年7月6日拍的自拍像送给他，便有了我这幅文革肖像画。  

    这两天，有几位参观过画展的博友、影友发函或留言，询问40年前我臂戴“赤卫队”袖标的自拍照片有何背景？今天讲讲与之相关的故事。

从徐唯辛先生为我画的文革肖像说起

——我保存了40多年的三枚红袖标的故事

李振盛  

    文革初期，各类造反集会大多选择在露天体育场或城区广场举行，根本没有凭票凭证参加这一说，每一派造反组织凡召开大会都先用装着大喇叭的广播车沿街叫喊，散发广而告之的传单，欢迎广大群众前去参加站脚助威，以显示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现在有人说，文革时只有造反派才能拍摄红卫兵集会批斗走资派的照片，这话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当年拍的各种红卫兵集会的照片中，常常不经意把一些摄影同行摄入镜头，画面前景或背景中有不少手持照相机的朋友，这些照片可为佐证，足以说明凡是有照相机并感兴趣的人均可到场拍照，那时在这类场合拍照的人并不算太少，与我同时拍照的除了省、市报社、电视台、画报社、图片社和新华分社的专业摄影记者外，还有省、市群艺馆、各区县文化馆以及众多工厂、机关的摄影人员，还有社会上热心为报社提供照片的摄影通讯员更是经常到场拍照，他们拍了照片往往当天冲洗出送到报社，争取能在党报上发表。但是，他们往往并不掌握报社对“正面”、“负面”照片的选择界线，有时拍了一堆批斗游街的惨烈照片，报纸根本不能采用，他们常常是白忙活一场。

    对报社来说，红卫兵的集会不管能不能见报，不派记者去采访是不行的，那至少会被扣上“态度问题”的大帽子，尤其是以哈军工为首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分化为观点对立的“红色造反团”、“八八造反团”、“东方红造反团”三个造反派组织以后，作为省报来说更要“一碗水端平”了，忽略任何一派的造反活动都会被说成是“支一派，打一派”，红卫兵动辄就来包围报社。但是，派记者去采访又明知不可能发表那些场面激烈的照片，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指令全国报纸都要宣传“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正因为如此，我当年为完成任务而去拍的那些“没有用的照片”，一直压在箱底保存了几十年，现在反倒成为“有用的照片”了，还被称为“珍贵历史文献”，成了香饽饽。

    自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的头两三个月里，在红卫兵的各类激烈的造反点火大会拍照，有时会有人上前盘问是哪个单位的，要说是工厂或社会上的摄影爱好者来拍照片玩的，一般就没人管了；有的专业摄影记者拿出图片社或画报社的记者证，说是为了宣传文革大好形势的，往往也会没有事。红卫兵最痛恨的是被视为“黑省委的黑爪牙”的省报记者，那时除了党中央是红的，其他各级党委都被称为黑的。他们认为“黑省委机关报”的记者是奉命搜集群众运动情报，因此格外警惕。刚开始时我并不知道省报记者在红卫兵眼中已成“过街老鼠”，遇到盘问时通常是出示记者证，心里还在想“我是省报记者我怕啥”，哪知红卫兵一看是省报的记者证，马上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们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你是为黑省委搜集整群众的黑材料，把照片提供给黑省委，等秋后算账时按照片来抓人……”轻则把你的胶卷拉出来曝光，重则抢走或砸坏你的照相机。在这种形势下，报社怕价值一两千元的“禄来福来”相机万一被抢被砸，损失太大，就为每个摄影记者花184元钱配一台刚面世的“上海4型”120相机，专门用于拍摄红卫兵集会游行等混乱场面，即使被抢被砸损失也不大。

    平心而言，当时群众对“秋后算账”的警觉不无道理，说怪也不怪，原因是历次政治运动把群众给整怕了，这次来了个“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要造“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的反，要造除党中央以外的省、市各级党委的反，人们深怕又像五七年反右派那样先是“引蛇出洞”，最后再“秋后算账”来个一网打尽。所以人们本能地对在造反集会现场照相的人格外警觉，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在一次又一次受到红卫兵诘难的过程中，发现一种现象：凡是臂戴红袖标的人就可以随意拍照，有时还能得到红卫兵提供的方便。原来红卫兵把佩戴袖标的人视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也渴望能有一枚红袖标。

    当时，我任职的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成立的唯一造反组织叫“红色造反总队”，推举工业部一位年青记者作为负责人，总编室两位副主任及我所在摄影组两位组长都是首批加入这个组织，他们整天佩戴着红卫兵袖标走来走去，很让人羡慕。我通过我们组长和主管摄影组的总编室远副主任申请加入，一直没有获得批准。这个令我渴盼的红袖标啊，对别人来说可能只代表自己算是造反派了，而对我来说这红袖标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功能，就是外出拍摄红卫兵的造反点火大会、批斗牛鬼蛇神、破“四旧”等活动时，红袖标胜过记者证，而且更有效更实用。

    我所在的摄影组共有五名摄影记者，只有我一个“小字辈”，那四位都是资深的党员记者，谁都有权支配我，谁都可以给我派一些他们不大愿干的活儿。当时的报纸已经取消了记者署名，不管谁拍的照片一律署“本报记者摄”。再加上社会状况比较混乱，最早一次是由两位组长率领我等两名记者到哈工大拍红卫兵首次批斗省委书记大会，被红卫兵发现后揪到台前去示众，老组长张戈被揪到台上去，副组长于敏与我站在台下……自那次拍照惊魂之后，凡是遇到这类乱七八糟的造反大会，四位资深记者都会托辞不去采访，这样的苦差事自然都落到我这个“小字辈”头上，他们常常还会加一句：“小李，好好干吧，党组织在考验你呢。”这种“考验”的事情太多了，两位组长大概也觉得不大好意思，有时就变换一种说法：“今天我们党员要过组织生活，只有你能出去。”我心里不高兴也没办法，照样还得天天出去拍照，净拍一些“没有用的照片”。

    总编室分管摄影组的远副主任整天戴着“红卫兵”袖标楼上楼下转来转去，几乎每天早晨一上班就到三楼的摄影组来派活儿，他说今天有一场或两场红卫兵的集会要派人去采访，问他会发稿吗？他说发不发稿是一回事，去不去采访又是另一回事，这意思是不发稿也要派人去。这时，两位组长常常是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说：“小李，你去吧。”我曾对远副主任说：“老远啊(当时报社从总编到中层都不称呼官衔)，您天天给我派活儿，而我没有红袖标外出采访真难，把您的红袖标借我用一用，采访回来就还给您，行不？”他慢吞吞地说：“红袖标是不能借用的，只有批准加入‘红色造反总队’才能发袖标，这是组织上的事；我来给你派采访任务，这是行政上的事。这完全是两码事。”他这话让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再说就是不愿经受“考验”了。

    一时加入不了“红色造反总队”，为了得到一枚红袖标，我想加入由车队、电工、维修工和炊事员组成的“红色造反团”，人家为保持队伍的纯洁，一律不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又找到印刷厂的“赤卫队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说在报社只有印刷厂算是响当当的“产业工人”，为纯洁产业工人队伍，他们连汽修工、木工瓦工这些不算是纯粹产业工人的人都不吸收，怎么会吸收编辑部的人参加呢？再说了，当时报社的工人造反首先是批斗印刷厂厂长和各车间主任，批斗了一阵子觉得不过瘾，少数工人造反头头便把矛头指向编辑部的“臭老九”，他们说报社完全依靠工人印报纸赚钱，工人们整天和黑油墨打交道，两手都是黑黑乎乎的，而编辑记者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两手总是白白净净的，臭老九们还拿着工人挣来的钱到处游山玩水(指出差采访)。他们提出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口号：“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这种不合理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个别激进的工人造反派头头甚至在全社造反大会上扬言：“黑爪子”与“白爪子”应当换岗！让“黑爪子”到编辑部编报，让“白爪子”到工厂去印报。在这一片闹腾的形势下，我想加入工人“红色造反团”而获得袖标的愿望自然是白日做梦了。

    我诚恳地向负责保管与发放“赤卫队”袖标的一位拣字女工诉说采访中没有红袖标的苦恼，希望她能借一枚“赤卫队”袖标给我用于采访，这位富有同情心的人最终答应了我的要求，她一再嘱咐只能外出采访红卫兵大会临时戴上，回报社之前务必摘下来，以免被报社的人发现惹出麻烦，防止对立派攻击“臭老九怎么也戴上赤卫队的袖标？”

    1966年7月6日，我在红卫兵广场采访一个造反点火大会归来，135相机里剩下两张底片，在办公室佩戴这枚来之不易的“赤卫队”袖标，自拍了两张照片作为特殊的纪念。

    我申请加入“红色造反总队”一事久拖不果，后来萌发了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的想法，1966年8月28日晚间，我串连编辑部七名青年人发起成立“红色青年战斗队”，由我起草的“公告”中开宗明义：“革命不要谁来批准，革命的路靠自己走……”这些话说出了编辑部很多申请加入“红色造反总队”久不获批准的革命群众的心声，我们这个仅有七个人的战斗队很快发展壮大为16个人，我还当上了队长。从此，我公开戴上我们这个“红色青年战斗队”印制的“红卫兵”袖标出去采访，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去戴别人的袖标了。

    这样一来，我们报社编辑部就有了两个造反组织，一山不容二虎，各自都标榜自己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革命造反组织，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的保守组织。到了1967年1月，北京的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记协)被首都新闻界造反派夺权，改称“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他们向全国各省市报社发函要求凡由编辑、记者组成的造反组织都应当加入这个全国总部。我们报社编辑部的两派组织分别给总部发信说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总部复函说为了证明谁是造反的，谁是保守的，可以派代表到北京当场辩论，一决胜负。

    当时，报社的领导班子虽遭到批判却尚未彻底打倒，总编辑仍在主持日常工作，他们面对编辑部两派造反组织更是战战竞竞，千方百计一碗水端平，哪一派也不敢得罪，他们看到北京发函邀请两派到总部辩论，便痛痛快快地批准我们两个造反组织各派三名代表赴京，所有差旅费悉数由公家报销。我作为“红色青年战斗队”的代表之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首席代表”了。两派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苦战，都力主自己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守派，是保皇派。经过三天的辩论，主持我们两派辩论的人，是先期加入造反者总部的蚌埠日报社的一位编辑，他认真听了三天终于表态：“红色青年战斗队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言定胜负。总部向我们颁发他们采用毛泽东手迹设计印制的“红色新闻兵”袖标，这个显示新闻职业特点的袖标意在区别于社会上大中学红卫兵广泛佩戴的“红卫兵”，表明“全国新闻造反者誓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新闻兵”。这段故事曾在其他文章中详述过，这里不多写了。

    应当说，佩戴红袖标从兴起到消失，并没有太长的时间。兴起于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兴胜于66/67年之间，到了1968年末基本上没有人戴了，从我当年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一变化的轨迹。

    我一直珍藏着这三枚“赤卫队”、“红卫兵”、“红色新闻兵”袖标。由罗伯特·普雷基编辑、由英国菲顿(PHAIDON)出版社出版我的《红色新闻兵》的书名即取自第三枚红袖标。2003年6月由法国文化部主办我的环球影展中，用防盗玻璃柜展出我当年使用过的“文革文物”实物，其中有我使用过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四卷，有我用过的印有专门填写“中共党员”的括号始终空白的两个记者证，有我参加两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五好队员”证书，有我的印着“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的结婚证，有我被发配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填写的“五七战士登记表”等等，还有这三枚红袖标。 

       作梦也没想到，40年前拍的这张臂戴“赤卫队”袖标的自拍像，如今成为我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中的第一幅照片，放在影展大标题和影展前言的旁边。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说，把这张自拍像挂在展厅入口处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照片中的作者微笑着注视每一个入场的人，向观众致以东方人的注目礼，让人感到亲切，会更认真地看这个展览……